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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组合群体可借鉴精神偶得  

2018-06-30 11:33:12|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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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水利旧址图

 

 
                            几种组合群体可借鉴精神偶得

                         ---------摘抄一鳞半爪涉史文献笔记共享有感              

                                                                                         卓  三2018/6/25

   《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六》载:“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封丘赵贺,言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堙废,水侵民田。即诏贺与两浙转运使徐奭领其事,伐石增堤,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流民归占者二万六千户,岁出苗租三十万。”

后来,由于兴修水利有功,徐奭得到朝廷褒奖,升迁礼部郎中,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

这段宋史讲到了徐奭这个人物。他出生地在浙江永嘉郡安固县百丈大棉村(今浙江温州市太顺县司前溪口村),他在家乡度过了少年时期,而后跟随父亲游学到福建瓯宁(今福建南平建瓯市),从此渐渐走上了仕途: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壬子科,28岁的徐奭以瓯宁籍报考,中状元及第。后宋仁宗皇帝即位(1023)时,被任命为两浙路转运使,实际上就是两浙路的最高行政长官。

任上,正值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堙废,水侵民田。因苏州一带受害尤大,上方即诏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封丘赵贺,与两浙转运使徐奭领其事,徐奭紧急配合,急治水患。

至此,下面要讲的就是本文的一个例案:

 

第一、行政组合群体执事精神断想

 

诏令明白指示治水是以赵贺为第一领头人,事情是与徐奭

两人共担责,徐奭处于配合地位,但行政组合仅两人,他当然也得参与治水的决策。于是摆在他面前的就有两大问题:要参与决策,先得处理好两人间的关系,再就是自己更是主要治水直接执行者。正史没有直接写明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但从具体实施效果看,答案依然很清楚。

    一、详细了解太湖水患治理的历史记录及实况。

不知当年赵贺如何具体安排徐奭治水的阶段性工作,事实是徐奭先去重点了解太湖治水历史。

太湖及其周围治理水灾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宋至道二年(996),记录了苏州知府陈省华的事迹。陈省华是北方人(约在今内蒙古河朔),上任时,发大水,太湖水淹没四周田园,周围城乡屋舍大片被淹,尸浮遍地,损失惨重!他立即开仓赈灾,组织妥善掩埋尸体。同时勘察地形,研究排洪治水的办法。洪水被他制服,但是完成治水时间一定短,任务重,因当年用宋太宗年号仅有3年,故此可知陈省华短期完成治水任务,乃是拼命之后的伟功!

赵贺对徐奭潜心读史料,看来是没有反对的。对徐奭是放心让他行事的,要不,就此项费时之事,徐奭不可能做得如此细致,透彻。也许赵贺有叫徐奭从读史入手也有可能。总之两人之间未见有什么矛盾。

二、深探太湖治水的要害,为动工防洪做了充分准备。

再翻阅历史,徐奭知晓舒州通判殿中丞相王安石较长时间在苏州东70里的昆山县,此地没有陆路通苏州,因水注昆山塘。每逢雨季,要收阳澄湖水,泄松江水,通古娄江,300多年无堤防洪。这里是治水的最要害地方。王安石奏请下诏治理太湖水,可惜,无果。

徐奭更知道至和初,太守吕居简始疏通河道,昆山主簿邱与权大力构筑防洪堤,设排水口,口上建桥,堤上植柳树,综合防洪堤始成。此乃苏州治水的丰功!

徐奭知道太守吕居简、昆山主簿邱与权治水的主要办法,实际上是总结大禹治水的疏导办法,以昆山塘为重点下手,理清战国时期吴国的苏州排水系统,筑堤留通水口,架桥栽柳,堵导相配,故此成功。

主簿邱与权的堤防、导流、建桥和植柳,还为加固防洪堤和美化环境起到重要作用。

徐奭把握这些,想必他更是有去实地察看过的。

那么,赵贺也去这么做了吗?在资料暂缺的情况下,只能推想,他可能以第一位领导身份,主要做决策的大事,或许时而也有与徐奭同行。但绝对没有反对徐奭执行治水过程中的首先举动,不然赵贺一定会说他拖延抗洪时间,抗洪不力。

总之,两人配合是良好的。

我想,历史记录,还应有实地的考察作证才为可信。徐奭作为具体实施者真有实地考察过吗? “伐石增堤,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 (《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六》),十三字至少可以证明,如无实地考察,不可能如此准确施工的。当然,我们有理由推断,昆山塘的考察必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是治水要害之处!

三、组织大规模抗洪疏流战果看,赵贺与徐奭的二人行政组合群体的可启发今人的地方。

史书也无太多详实记载徐奭具体组织大规模抗洪疏流伟大的太湖抗洪战果。

但《宋史》列传60中,做了扼要概括:“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多湮废,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流民归占者二万六千户岁出苗租三十万。”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议:

我们现在常说到,任何伟业的成就,都是离不开合作团队的作用。那团队规模有大小,但至少是两人的组合。团队怎么定义,暂待定。但人员的组合要起作用是无疑的。再者,团队组合群体的形式,必然是多种多样。本文讲的行政组合群体,我以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种行政小团队组合形式。

赵贺与徐奭组合群体的作为,我以为有这么个特点,叫它做一种精神也无不可:

 

唯上不唯上,唯书不唯书,默契践行显真功。

 

你看,诏中说的是赵贺的名字在前,徐奭当然位处配合。这里说的有两个“上”的含意:一是能下诏的“上”,赵贺与徐奭不可违抗,只能唯上。赵贺对徐奭来讲,自然又是另一个的“上”。徐奭对赵贺的“上”,是否“唯”,我以为未必。当地水利资料都以徐奭为重中心来写的,看来徐奭的行为,多出自于自己的计划,而且能够得以实现的。由于兴修水利有功,徐奭得到朝廷褒奖,升迁礼部郎中,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能升迁,必然先得赵贺上报徐奭的业绩才行,赵贺一定报了,而赵贺自己未由此而升迁,说明徐奭为首功的情报是赵贺汇报的。可贵的是赵贺并无嫉妒表现的记录。赵贺当时至少是心中默祝的吧,这恰恰暗示出了这一组合群体最大的特点是默契。有了默契,针对共同的目标,行动无论如何会臻至一致的,执事的好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史书要细读,徐奭做到了。但筑堤防洪,可不都是与陈省华、吕居简和邱与权亦步亦趋的,因而就不可能是“唯书”了,他们俩践行丰果便是铁证。

赵贺与徐奭两人行政形式“团队”的默契一致践行,至关重要,今日的团队,强调的是团队精神,不妨可鉴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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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治水利害状》(1117)赵霖

    《开淀山湖围田状》(1186)常平

《苏州历史地理》(丛书):苏州北宋水利史话

    《梦溪笔谈》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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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讲的本文的另一个例案:

 

第二、家族传承组合群体助学助研精神断想 

   

一、私家办学的业绩

宋庆历三年(1047),仁宗诏令各州、县办学,设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由他们具体经办。而早在北宋天圣三年(1025),福建南平郡守曹修古“独先天下”办起了南剑州学舘。大约与此同时,剑浦县普里安(今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人吴辅,在南山建了云雁庵,招生讲学。其后,他的儿子吴仪、吴熙又开办了两吴书院,吴还办了东山书院。更值得说的是吴仪为首弟弟吴熙协助,时称“双璧”,在南平城东玉屏山一侧着力建造了藏春峡私家园林,就在今天玉屏桥头临水的玉屏山一侧。街市处另外还建了座市隐楼,为藏书的阁楼。宋崇宁五年(1106),吴仪被任命为南剑州学舘教谕。吴家父子在有官学的南剑州办私学,又和官学关系密切,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官、两轨办学的好传统,促成了当时南剑“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教育局面 。   

二、一脉相承的兴学思想体现

吴辅是从南剑州学舘出来的,也是那里第一个登进士第的学子。他曾在福州、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任县尉、主簿、推官、县令、酒务等职,也曾在京城当过修纂日历的著作郎,65岁时上屯田员外郎卸任回家。他秉承姓氏“不读则耕,不耕则读”的遗训,不求后代一定要上仕途,但必须读书、修身养性。他在《翠屏轩》诗里写道:“ 右亟吟画家声远”,他坚持书画的家声,影响儿子吴仪、吴熙,也影响到家乡人,读书的风气随着书院开办日益浓厚。

    吴仪小时好学,不想去参加科举,成年后,学问渊博,品性端正,长于诗经、易学,晚年潜心研究象数音律,造诣很深,曾被举荐到京城和大词人周邦彦共事,任大晟府审验音律,人称“审律先生”。他留下了一篇音韵铿锵的《琴堂序》,传诵于世。但他不爱做官,他看到朝廷腐败,不思留京,就回到家乡办学。弟弟吴熙,虽然登了进士第,思想和哥哥很有相同之处,也不爱当官,“博学励隐操”,“部使者以经明行修荐于朝廷,授汀州文学教授,以文学终”。

     吴家重文励学,在南山有田产,家境较为殷实,他们心系家乡教育,所以就成了当时南剑州兴教的家族。

 

三、 藏春峡兴建之功

藏春峡兴建的初衷文史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从后来有哪些人在那里做了什么,有什么成果来推测。就这些,也不是正史的记录,而主要是福建省志和南平地方志的史料。但正是这些资料,补充了正史无法写到的重要内容。

1、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史有记载,他们在南平的活动事实。

延平四贤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哪里?地方志讲到,除朱熹外,其他三人都有在藏春峡活动。这几位理学大家先后活跃于此能干些什么?结论必然与领军人物杨时和游酢经程门立雪,回福建后,理学南移,就有了在在南平拓展理学的渊源! 闽学的发端是和他们在此活动分不开的。

2、先看四贤和吴家有何关系?

“先生(即吴仪)以学教授,从游者数千人。而豫章仲素(即罗从彦)在焉。先生重之,荐于龟山(即杨时),卒传其学。”(宋吴一鸣《藏春先生吴仪行状》)可见罗从彦拜师吴仪,而李侗是罗从彦学生,李侗后又是朱熹的老师,吴仪的侄孙女婿,你看,理学就这样从吴仪、杨时传递到了朱熹,朱熹最后成了集理学之大成者!只可惜,没找到游酢与吴家的往来史实。

3、这些大学者真的先后在藏春峡研讨理学吗?

看吧:杨时咏藏春峡的咏归堂诗说:“杖屐来往频”“点狂圣所兴,聊欲继余芳”,他还写有“知子(即吴仪)非隐沦,聊以寓壮图”;罗从彦藏春峡诗说:“室富真儒业,门多长者车”;李侗咏藏春峡说:“云将膏雨过桐岭,水泛桃花出剑津”;还有别的,如,胡纶说:“四时不断花吟笑,联吟审律能妍工”;延平第一位状元,吴家的挚友,黄裳也写了六首藏春峡诗,他写隐麟阁时说:“不知在时有虚盈,不知在物有屈伸。行藏有义人之事,废兴有命天之理。龙潜所以为跃用,蠖屈所以为伸用” 等等说的都是与儒学、理学有关,证实了他们有的以游寓学,以桃寓门生,有的直论学习、理学,可见藏春峡的确是学者研究学术的一个地方,而且他们往来自由,研讨也十分民主。

4、藏春峡的建筑,哪里可以容得下学者研讨?

志书说,东有老圃亭,南有暗香亭,北有虚心亭,还有隐麟阁,加上另外一些自然景点,这些主要是供游览用的,一般不会用于学术研讨,惟有咏归堂可以用。然而“从游者数千人”中,肯定有学蒙学的,也有来讨教学术的,而且也肯定是先后人数的大约总和数,不可能一次就有如此之多的“从游者”,咏归堂是不能容纳千人的! 学蒙学的学生,照理会在吴家办的三个书院学习。当然,更会在南剑州学舘学,反正吴仪都有任职教学的地方。当时人口很少的剑津,学习的人如此之多,可见蒙学普及程度是相当高的,乐于研究学术的高层次人才也不少!

5、藏春峡存在了多久?

最有力的证据是清朝高镛记着:“紫云山人诗钞,高镛(序东)辑。光绪乙亥至丁酉――此黄县王季樵覆古题也,存之以志知己。”诗中说:“八百年来如反掌,林园芜没余片壤”。大约就是从宋朝到清朝约八百年了!

6、 我国自春秋时期社会变革,“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后,就有了私学,而名叫书院的,宋朝大兴,经元朝的过渡,明朝时遭大难,几乎全毁,清朝又提倡,官、私两轨的办学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办学。藏春峡怎么在明朝没被毁?事情是这样的:明朝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说无锡东林书院的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学院”要皇帝毁之。皇帝“慰留若水,令有司毁书院。”万历三年(1517),张居正再次以书院“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为由,请皇帝毁书院。二十九年后,阉党在奸臣魏忠贤纠合下,叫皇帝毁天下书院,逮捕了东林顾宪成、高攀龙等309个人,全国书院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直至清朝康熙皇帝提出办书院,元气再起。我想,藏春峡还好不叫书院,面上看,它毕竟是像今天文人的小度假村一样,其实质我想还是私家园林,没被列入毁的名单。但受高压的政治影响,恐怕没能再发展,所以清朝就见不到它的影子了!

7、吴家父子的书院和藏春峡,对当今我们的启示:

   有识之士,加上有资本,继承我国优良的私人办学传统,兴办教育,对培养人才、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是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水平的,这样的善举功垂青史!

我国书院的主要办学目的,无非传授基础知识,修身养性,为科举服务,另外就是研讨学术,创立新学说,或传承与发展传统的学术成果。不能说今天我们办学就没有与之相似之处,只是性质有所不同了。因此,要了解书院有效的办学渠道,学习书院的教育教学、研究等的方法,比如,基础教育要普及,国家和地方都要有积极性。学术研究要要有良好的讨论氛围,教学要民主,堂上可以问、辩等,对今天的教育事业是有参考意义的。

另外,时间推移,文化建设的存在为什么会湮灭?一方面是各个时期官方的重视程度不同,财力的支持不同,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冲击,当然包含战争了。我以为,如果纯文化的东西能存在,那么被毁的几率或许更少些吧!

从今天团队的角度看,吴家父子三人的接代群体组合形式 ,所表现出的文人办学和推崇学术研究精神,我以为是:

 

私而不私,父业子承 ,助学助研开新境 。 

 

    南平郡守曹修古“独先天下”办起了南剑州学舘,应是公办学馆的先范,就在小小的南剑州(福建闽江源,三江合流处小渔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地方),有公立的学馆,还有吴辅在南剑家乡南山建的云雁庵,招生讲学。其儿子吴仪、吴熙稍后,又开办了两吴书院,还在城里办了东山书院。更于街市处建了座市隐楼,为藏书的阁楼。一个小州所在地居然就有4所书院和一个藏书馆!“从游者数千人”,其中“游”字可不是专指游旅,而大是与学习、研讨有关之人。可见当时学业和学术文化活动的喜人情景!这情景理所当然离不开吴家私家的努力。再者,藏春阁看似私家园林,其实不然,而是学者相互研究讨论学术的所在地。宋朝理学南传至此,开闽学之先河,南剑州可以讲是人杰地灵啊。吴家学馆和阁、楼的建立,岂止仅为私家?

本是从政的吴家,吴辅一代官虽然当得不大,但也在京城任过职,他却卸任回家办学。他秉承吴家家训,重耕读思想,传给了两个儿子,儿子二人也不重仕途,而志在辅助家乡人读书,加办私学,南剑州读书因之蔚为风气。

无论藏春阁建立初衷是什么,客观上提供给理学大学者们研讨理学的活动场所,更在活动经费上有意无意中有了开支的补充。真乃“吴道南矣”之大幸!闽学的创立,理学之集大成,是一代学术盛事,开了新境,二吴家父子的奉献,理当有助新境的开启。这种家族相承接的“团队”形式活动的成功,当以记之。

从时间上看,藏春阁存在了800年!就是说,继宋朝之后,还经历了元、明、清三朝,因此,可以推测,吴家的教育文化贡献还有多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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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参考文献

《宋史》《明史》《宋元学案》《尚友录》《福建通志》《南平府志》《南平县志》《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台湾版《中文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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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讲的本文再一个例案:

 

第三、亲朋文人长相争深相识组合群体精神断想

 

在宋朝理学大旗之下,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以严羽为代表的邵武青年才俊们的诗社活动活跃,王子文太守,严羽、李友山诸人与戴复古结下了友情;还有严羽与表叔吴景仙的论诗情结。这批人又是一种群体。

这群文人或亲戚或朋友,他们在诗歌创作和理论创新的交往中有哪些可以为今天人们团队精神可汲取的东西?

戴复古(1167-约1248后),南宋著名江湖诗派诗人。天台黄岩(今属浙江台州)人。

他继父志,吟诗为业,轻富贵功名。他“十年浪迹游淮甸”, 失望而归。在家不久,牖外游。因曾拜陆游为师,承杜甫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精神,诗名震朝野。

 外游期间,1234年,在邵武太守王子文的邀请下,做了一段时间的军学教授,10月在邵武结识了严羽,这是他此次次漫游的一大收获。

严羽早年就学于邻县光泽县学教授包恢门下,嘉定六年(1213),二十二岁左右时,离开家乡福建邵武,至江西南城包恢之父包扬门下求学深造。包扬,是当地颇有声名的宿儒,他先后受学于陆九渊和朱熹,神契于陆门 “本心之学”。 《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祐年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宋史王埜传》载王整(子文):“绍定初,汀邵盗作,(王子文)辟议幕参赞,摄邵武县 ,后复摄军。”明嘉靖《邵武府志》记载了王埜于绍定五年(1232) “先悴本军,后知军” 。刘克庄《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曾提及绍定五年冬邵武知军赵以夫“以悼亡再乞祠,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可知王子文应即是接替赵以夫为邵武知军的。王子文在邵武时间长,与邵武文人圈也多有接触,甚至参加邵武诗社。

1234年,在邵武太守王子文的邀请下,戴复古做了一段时间的军学教授,王子文在其间,促成了他在邵武结识了严羽。

李友山诸人指的是邵武诗社的文人们。

 

绍定五六年间,戴复古、王子文、李贾等人与严羽的时间较为充裕的相聚,提供了绝好的诗学交流契机,戴复古的《邵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便是此时邵武诗社成员的诗学争鸣活动的见证。

戴复古《论诗十绝》,透露出王子文与严羽、李贾作为对立的双方而存在,戴复古则努力折衷两者,《论诗十绝》就表达了这一折衷的诗歌见解。朱霞《严羽传》载的当时 “时郡守王子文与先生论诗不合,式之作十绝解之”,也同样表明了戴复古于王子文和严羽之间积极调停的这番苦心。此次论诗活动的焦点始于对本朝诗及晚唐诗的不同评价之上。严羽一意推尊盛唐,视李、杜为诗而入神的典范,认为本朝诗自苏、黄(苏东坡、黄庭坚)以下便去“唐人之风”远矣,而此处专门指出“陈、黄(陈诗道、黄庭坚)”的不可忽视性,很大程度上便可视为戴复古为王子文而发的心声。王子文、严羽、戴复古都‘‘吟哦推李、杜”,在“推李、杜”上并无异议,但在对陈、黄的不同意见上。严羽对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做法并不赞同,况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 ,无疑损害了诗歌的浑融之境。而王子文却并不在意,王子文认为,诗歌作品只有与义理相结合才是魅力所在,宋诗的精华即在于此,他无意于否认宋诗的这种独特境界,因此既推崇李杜,也同样标榜陈、黄一派所致力打造的宋诗风格,而力图通过对义理的追求来实现忧国忧民、隆师亲友的精神情怀。但严羽关注的诗歌重心,则是诗歌的丰神情韵。严羽直追盛唐,不以本朝诗为意,言论有些骇人听闻,如此激进的诗学理想,终究还是不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作为调停者的戴复古也不例外。戴复古对严羽一往无前的诗学勇气虽表佩服与赞叹,然而这种义无反顾的盛唐情怀多少有点脱离现实语境,他以王子文的诗学宗尚来补救严羽论诗之弊,于不可偏废间也透露出 自己的理论倾向。面对两人相持不下的状况,戴复古则兼取二者之说,于诗法上相采撷,既以严羽所看重的雄浑气象来医治江西诗派或雕锼太过或朴拙近村的锻炼之功,同时又利用江西诗法的独创精神来矫正严羽唯古人马首是瞻的心理,在雄浑之境和自出己意的微妙界限中寻找折衷点。严羽的衡量诗艺标准不是建立在有补于世弊的基础之上,而是想象奇特、瑰丽奇诮的独特艺术魅力,谓天地间自是不能缺少这种体裁风格。戴复古不认可严羽的艺术标准, “陶写性情”是必要的,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保持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是他们心中不变的守则。

严羽与严羽、王子文在一些诗学见解上固然存在分歧,凸显出严羽诗论的锋芒毕露和激进果敢。而严羽与戴复古,两者虽然在以禅论诗、批判宋末之季的晚唐诗风以及具体诗法的运用上等较为一致,但在大的诗学宗向上还是各持己见,可见戴复古对严羽的“深所推敬”并不是建立在“顺我者昌”的意义之上,而是建立在求同存异,异而能敬的基础上,与严羽诗论的若即若离始终是戴复古釆取的现实姿态。读诗、品诗、论诗,通过激烈的诗学交锋,严羽的诗学思想无疑会被诗友更为认真地思考,诗友的发难和诘责对他来说都将成为更进一步思考自己诗歌理论的最佳动力。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

 

吴景仙,严羽的表叔

严诗《客中别表叔吴季高》和《岁暮得表叔吴景仙书因寄》两首,可见两者在江湖漂泊之际的表叔吴景仙与严羽感情一向颇好。情感深厚,并没有妨碍他们论诗的求真求是之心,面对的是亲叔,严的论诗观点更为直抒胸意。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作为保留严羽和表叔诗论之争的文本。严羽对自己论古今人诗是自信的,希望从表叔那里也得到同样的赞赏,但是吴景仙没有那么做,这使严羽颇为失望,面对吴景仙来信中的质疑,严羽一一做了辩解。针对表叔 “以禅喻诗” 不合儒者之言的批评,他对于表叔的责难,直接予以回击:“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严羽的风格,就是 “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不遇盘根,安别利器”,心性是狂放不羁的。严羽进再用表叔《诗说》再次进行了细节性、针对性地论述:“吾叔诗说,其文虽胜,然只是说诗之源流,世变之高下耳。虽取盛唐,而表叔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批评表叔对汉魏晋宋齐梁之诗、唐初至大历间的诗只简单地以“异户同门”来概括区分,而不做细致入微地分辨品味,大而化之的评诗原则几乎抹灭了各个时间段诗歌风格具体的流变与更替,以致“高下悬绝,混而称之”,可见其叔在“识”这一功力上的欠缺火候,因此才会发出“韩柳不得为盛唐,犹未落晚唐”的感慨。在诗歌风格的欣赏趣味上,两人也存在分歧。吴景仙以“雄深雅健”评盛唐诗,严羽认为:“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不难看出,严羽诗学观点除了集中反映在传世的《沧浪诗话》中外,《答吴景仙书》作为补充材料也是他诗学观点的有力体现。

“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的孤立无援的严羽奋斗感慨,也只是感慨,其实严羽并不失落感,而是振臂奋起,开辟诗学理论敞亮的新境。与表叔的论辩过程中,反而让严羽意识到了自身诗论的独特性,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诗学立场,此后吴景仙成为严羽诗学团体中“盛传宗派”的一员,也恰可看出他诗学理论的吸引磁力。

他们组合体现的精神是:

 

激争不让,包容圆融,亲友共推学术新高峰

 

也许含亲戚朋友在内的古代文人集合体,不是有意组合的,与今日的团队有些区别,但组合集体产生的意义却有着古今相通的精神意义所在。

看,严羽与表叔之间诗论见解不同,叔叔不会违心地一味替侄子捧场,侄子辩驳叔叔的论点,一点也不留情面,二两人却在诗社中共同推动了宋朝严羽诗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王子文可是邵武地方主政的政府官员,严羽呢,虽世族显赫,颇有财力,但仅仅是一名不仕的文人,王子文论诗,从不以官位压人,严羽也从不顾忌会得罪人,勇于和其相争,两人相好无事,同样推动了宋朝诗论的发展。

戴复古多少是地方聘请的教授,又是当时江西派著名诗人,不但不对严羽人生攻击,就是在激烈论诗时,也是相谦中和,一位文人长者的可爱形象立在我们面前,他的文人相亲精神,打破了文人相轻的积弊。

所以可以说,在小小的闽北邵武山城里,毫无功名和官位的文人严羽,能成长为宋朝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其评诗观点一直影响到今天,不能不与当时的邵武文人“团体”“资源互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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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考文献    

《沧浪诗话》

《论诗十绝》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严羽诗学思想的成熟和影响扩大》

《识·书·学·参诗起点——严羽诗学思想的承传与推进研究(之二)》

《论严羽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

《也论“兴趣”与“熟参”——严羽对传统诗学的传承与推进研究(之一)》《论江湖诗派的诗论与严羽《沧浪诗话》之异同》

《试论严羽诗论与南宋理学的关系》

《论严羽论诗的自信气质与主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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